中广网9月29日消息中国网作为授权单位之一，发布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年度报告《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为实现加速增长和减少贫困的目的，就要求减少各类企业（包括农户、小企业家、地方制造企业和跨国公司）面临的政策性风险，降低成本，消除竞争障碍。 报告特别指出，在中国，产权改革启动了一个使4亿人口脱贫的进程。中国证明了改善投资对加快增长和减贫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在过去20年进行的投资改革帮助4亿人口摆脱了贫困。根据报道，中国在过去20年增长速度平均达到8％，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人口比例从1981年的64％下降到2001年的16％。中国首先是承认一大部分人享有的基本财产权，后来又推出了若干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改革举措。中国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改进工商监管，改善基础设施作出了努力，加入了世贸组织，并致力于遏制和提高透明度。其投资并未达到十全十美，但不懈地推进改革带来了巨大的效益。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在发布该报告时指出：“良好的投资对于增长与减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个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可以创造就业岗位，提供改善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物资和服务，通过纳税为卫生、教育及其他服务领域公共投资提供资金来源。不过，往往通过制造毫无理由的风险、成本和竞争障碍而影响了这些贡献”。 这份题为《改善投资，促使人人受益》的报告援引对53个发展中国家近3万家企业的调查数据、国别案例研究以及其他最新研究，明确指出有机会改善投资，就是要给各种类型的企业更多的机会和激励来进行生产性投资，创造就业岗位，扩大生产规模。 政策性风险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关心的主要问题。政策内容和实施的不确定性是被列为首要关心的问题，其他主要的风险包括宏观经济不稳定、监管法规的随意性以及缺乏产权。这些风险影响了商机，也打击了企业投资和创造就业的热情。危地马拉近90％的企业以及白俄罗斯和赞比亚70％多的企业感到对于监管法规的解释很难预测。孟加拉80％多的企业以及厄瓜多尔和摩尔多瓦70％多的企业对法院能否他们的财产权益缺乏信心。报现，仅提高政策的可预见性一项就能使新增投资的几率提高30％以上。 企业承担的政策性成本也是十分可观的，从而使得许多潜在的投资机会无利可图。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世行《2005年全球企业经营报告》凸显了陈旧过时或设计不当的监管法规给企业的沉重负担。《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表明，这些法规只是一个更宏观的问题的一个方面。 不可靠的电力供应及其他基础设施、和犯罪造成的成本可能不止两倍于监管造成的成本代价。加上合同执行不力和监管法规的繁琐，这些成本的总额可能超过销售额25％的比例，或者相当于企业正常缴税的三倍多。在厄立特里亚、印度和肯尼亚，断电带来的成本损失在销售额的10％以上，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秘鲁，犯罪造成的成本损失超过销售额的10％，在阿尔及利亚、柬埔寨和尼加拉瓜，行贿费用在销售额的6％以上。 竞争障碍也普遍存在，并对企业创新和提高生产率（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的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高风险和高成本了竞争，而通过对市场准入和退出的政策性障碍，并由于在企业反竞争行为方面缺乏力度，也使得竞争受到。在波兰有近90％的企业反映竞争压力很大，而在格鲁吉亚只有一半的企业有这种反映。报告认为，增加竞争压力能够把创新的几率提高50％以上。 成本、风险和竞争障碍的高低和构成不仅仅在之间有很大差异，而且在国内也有很大区别。不仅在巴西、中国和印度的各省（州、邦）之间如此，在小国家的各地区之间亦然。中央和省（州、邦）在改善投资方面各自都有着重要作用。 恶劣的投资对于小企业以及非正规经济的企业影响最大。报告认为，这些企业在获取融资和公共服务方面遇到的困难更大，对法院更缺乏信心，感觉对监管法规的解释更难预测。涉及到固定成本（比如需要自己发电）的制约因素也对小企业造成了更大的负担。 报告的主要作者华里克·史密斯说：“90％以上的企业都反映在政策和实际之间是有差距的，而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在产出中占一半以上。需要缩小这些差距，并且正视有可能影响投资的政策失误的深层根源。” 尽管许多改善投资的措施都需要修改法律和政策，报告主要提出了改善投资必须应对的四项深层的挑战： · 遏制和其他形式的寻租行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企业都反映在与官员打交道时不得不行贿，许多企业认为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障碍。由于有联系的企业的不成比例的影响也造成了政策扭曲。 · 建立政策的公信力。如果企业不相信法律会被执行或者具有持久效力，那么通过新的法律就毫无意义。 · 为改进政策培育支持。不能为创造一个生产率更高的社会建立支持，就会拖延改革的步伐，危及改革的可持续性。 应集中精力做好基础工作，以培育一个有益于所有企业和经济活动的良好的投资，使所有企业和经济活动都能受益。报告审视了在四个核心领域的经验教训。 · 稳定与保障。村子情事 产权保障是建立良好的投资的核心问题。在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和乌克兰，相信其产权得到保障的企业比不相信这一点的企业进行利润再投资的比例高14－40％。通过核实土地和其他财产权，改进合同的执行，降低犯罪率，征用，就可以加益保障。 · 监管与税收。监管和税收对建立良好的投资和实现其他社会目标具有重要贡献。但是，不同的方式往往造成不必要的成本、风险和竞争障碍，导致非正规经济的膨胀。成功的改革举措包括精简监管程序（比如在乌干达和越南），改进税管（比如在肯尼亚和秘鲁），实现海关管理现代化（比如在摩洛哥和加纳）。 · 金融与基础设施。金融和基础设施是大多数投资活动的关键投入。通过改善这些服务提供者的投资，而不是自己更直接地参与服务提供，就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 工人与劳动力市场。良好的投资有助于建立人民与体面的就业岗位之间的联系。需要培育一支技术工人队伍，确保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有益于全体工人（包括目前就业不足和非正规部门的工人）。他们还需要帮助工人在蓬勃发展的经济中提高应变能力。 报告说，跨过这些基础工作，让特定企业或活动成为特殊的政策的对象，这是一种有风险的策略。 世界银行兼国际金融公司主管私营部门发展的副行长、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克莱恩说：“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尝试采取有选择的干预措施。但是国际经验显示稳操胜券的策略是没有的，而且在很多实例中此类干预措施导致了显著的错误”。报告审视了从一系列方式获取的经验，在减少这些策略的内在风险的方式方面提供了指南。 报告列举中国、印度、乌干达等国家的成功例子，强调并非所有工作都需要一蹴而就。相反，可以首先着手解决企业面对的主要制约，通过维持一个连续不断的改进过程，就能取得重大进展。在中国，产权改革启动了一个使4亿人口脱贫的进程，在初始阶段的改革之后采取了一系列覆盖投资多个方面的改进措施。 由于企业面临的主要制约往往因国家而异，甚至在一个地区内也有很大差别，因此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优先重点。为了保持改革势头，包括差异很大的塞内加尔、土耳其和越南在内的都建立了专门机构来与各利益相关者磋商，审视制约因素。报告认为，有效的沟通在保持这一进程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国家投资改善所出来的增长与减贫效益很容易就会使国际援助资金相形见绌。报告呼吁国际社会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投资上加大力度，主要通过： · 取消发达国家的贸易、补贴及其他市场扭曲行为，因为这些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这样做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收益的价值是他们获得的用于改善投资的援助额的四倍多。 · 提供更多和更有效的援助来帮助改善投资。为设计和实施政策改善所提供的技术援助可以具有特殊的强大效力，但是目前获得的资源却少于直接提供给各个企业和交易的支持。 · 为投资问题上的庞大的知识议程提供帮助，从而在政策改进的设计和实施方面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多的指导。 在1998－2002的五年间，东亚地区的私人投资平均占到P的14％。同期，外国直接投资平均占到P的3.3％。在印尼和菲律宾，在非正规部门的就业比例占到非农业劳动力的78％。 《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的附录之一摘录了世界银行投资调查和经营数据库的指标。对于本地区的调查结果包括： - 在柬埔寨（2003年）、中国（2002和03年）、印尼（2004年）、马来西亚（2003年）和菲律宾（2003年）所作的投资调查覆盖了6500多家注册企业。此外，在柬埔寨和印尼还采访了250家微型企业和非正规企业。 - 政策的不确定性是首要的制约因素，本地区三分之一的企业反映这是一项主要或严重的制约因素。然而，在之间也存在差异；在马来西亚只有22％的企业将其列为严重或主要的制约因素，而在印尼则有48％的企业将其列为严重或主要的制约因素。 - 作为最严重的重要因素之一名列第三。尽管大多数企业都反映要办成事情就必须行贿，但东亚国家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中处于数据分布的下半部。据反映，在中国行贿在销售额中所占的比例为2.6％，在柬埔寨为6％。 - 表示对法院其财产权有信心的企业在马来西亚和中国占80％以上，在印尼为60％，在柬埔寨为40％。 - 经理人员与官员打交道和官僚手续花费的时间是很可观的，在马来西亚为10％，菲律宾为11％，柬埔寨为14％，中国为19％。 - 中国证明了改善投资对加快增长和减贫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在过去20年进行的投资改革帮助4亿人口摆脱了贫困。根据报道，中国在过去20年增长速度平均达到8％，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人口比例从1981年的64％下降到2001年的16％。 - 其次，要实现这些收益并不要求做到尽善尽美。关键是要解决重要的制约因素，给企业以投资的信心，并在初始阶段的改革完成之后持续不断地进行改善。中国首先是承认一大部分人享有的基本财产权，后来又推出了若干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改革举措。中国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改进工商监管，改善基础设施作出了努力，加入了世贸组织，并致力于遏制和提高透明度。其投资并未达到十全十美，但不懈地推进改革带来了巨大的效益。 将调查对政策性成本和风险的客观衡量指标与企业绩效指标联系起来，就可以对投资条件改善可能产生的贡献率进行模拟。例如，如果附近的大型港口城市天津能够实现与上海相同的投资，企业生产率就能提高15％，销售增长提高20％。 报告显示，改善投资的回报可能会使国际援助资金的影响相形见绌。在中国或韩国，仅制造业的附加价值一项就远远超过了国际援助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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